宋朝搜集境外信息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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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南北对峙的局势、对外贸易的发展成为宋朝搜集境外信息的动力和条件。现存宋朝关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历史的丰富记载足见其信息搜集的成就。学界对使节、间谍、商人等与本文相关的问题已有颇多研究, 但涉及信息搜集仍不多, 更遑论专门系统的研究 (1) 。本文试图对宋朝搜集境外信息的途径加以系统梳理。


一、宋朝外交使节

宋朝不论什么类型的使节都兼负信息搜集之责, 如宋人所说“寻常使人不待得旨自当探问虏中事宜”, “咨询者使臣之事” (2) 。使节搜集的信息十分广泛, 概括而言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山川形势、道里远近、风俗人情等自然和社会的一般信息。王延德出使高昌, 报告了道里、山川、风情、物产、历法、宗教, 以及高昌周边国家等信息 (3) 。宋镐使交趾, 条列了山川、道里、都城等信息 (4) 。王曾、薛映、宋绶、沈括、苏颂、张叔夜等众多赴辽使节大都报告了山川、馆驿、里程、城郭、宫帐、居民、生产、民情等信息 (5) 。任颛为谅祚册礼使, “采摭西夏风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 (1) 。宋球使高丽, “密访山川形势、风俗好尚” (2) 。吴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更全面记载了出使获得的信息 (3) 。宋理宗朝曾派谢济出使大理, 撰行程录载自邕州达大理里程 (4) 。


二是皇帝和政要信息、官制、盛衰、对宋政策等政情军情。宋镐使交趾回, 报告了黎桓的身体状况、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等信息。宋抟和晁迥使辽, 搜集了辽皇帝、宗室和大臣的信息 (5) 。除了辽皇帝情况, 苏辙还搜集了辽朝赋税、司法、民族关系等政情 (6) 。吕陶使辽, 了解到回纥与辽朝的紧密关系, 建议提防回纥“以进奉为名探问事意” (7) 。出使辽朝的宋绶、张沔、李维、毕仲衍、苏颂、王汉之、章衡、陈过庭、钱勰也搜集了这些信息, 此不尽举。张惟吉使西夏, 看到“元昊骄僭, 势必叛” (8) 。吴革使金, 明确看到了“金人有吞噬之意”。赵温叔使金回, 报告了金世宗的情况 (9) 。被金朝扣留的宇文虚中、洪皓、朱弁、宋汝为等搜集了与宋有关的多种金朝情报 (10) 。余嵘和真德秀使金, 报告了蒙古攻金的情况 (11) 。


有的使节“以遣使为名而实行间探” (12) 。这类使节主要搜集宋朝急需的军情。如天圣元年 (1023) , “契丹主在幽州, 朝廷以为疑”, 程琳以正旦使之名去了解其是否有南侵之意 (13) 。宋徽宗欲复幽燕, 先后派童贯、陈尧臣、陶悦、李弥大等“奉密旨使觇其国”, 了解辽朝动息 (14) 。完颜亮侵宋前, 宋派叶义问和虞允文“奉使觇之”, 了解到“敌已授甲造舟, 必为南渡之计” (15) 。乾道时“传闻金欲败盟, 召兴裔为贺生辰副使以觇之” (16) 。宋宁宗曾派钱抚和卫泾使金, “因俾觇敌 (金朝) ”, “询访蒙古事宜” (17) 。蒙古从大理、交趾包抄宋朝时, 宋朝频繁派遣唐世明、杨庆成等使节到交趾“往复觇情伪” (18) 。


使节在搜集信息上有其优势, 宋朝使节有严格的选任、管理和监督制度, 如使节大多学养较高, 行事严谨, 有政治经验, 而且有皇城司派人随行监察 (1) 。还“有译语殿侍, 别具语录, 足以关防” (2) , 不同使节的语录也可相互验证。如, 蹇序辰使辽, 被弹劾违规收礼及礼仪不当, 密院将其语录与一同出使的王诏作了比对 (3) 。因此使节获得信息内容广泛且比较准确。


使节搜集信息也有其局限性。如李曾伯所说, 使臣“随朝廷赐赉而往则为有名间, 寻常邕、钦峒丁商贾与之往来却自无间” (4) 。使节受到名分和接待制度限制, 往往只能看到对方允许看到或有意展示的信息。如宋镐使交趾, 只需一日即抵其境, 五六日可达其国都的行程却被带着绕行了半月, “地里止此”, “盖故为迁延以示道里之远”。其国又“广率其民混于军旅”, “虚张白旂”, “驱部民畜产妄称官牛”, 虚夸国力 (5) 。刘敞使辽, 从松亭趋柳河达中京不数日的行程, 被带着绕行千余里。辽接伴使也说“欲以山路迂回, 使中国信其阻远” (6) 。阎询使辽也被带如此, 阎询质问:“岂非夸大国地广以相欺邪?”王黼使青唐, 迎接的人“取道故为回枉以夸险远” (7) 。王绘使金, 金国隐藏军队人数。南宋谍报金军四路各十万人, 而王绘“所见不及二万人” (8) 。使节还要受到严密监视。胡寅使金, 在对方安排下“昼夜驱递”, 又“匆匆而归”, “何能任觇国之事乎?” (9) 卫泾也说:“敌法素严, 今尤疑畏。初至北境, 间有言者而未敢谓然。及抵伪都, 正欲询求而防闲甚密。” (10)


除了出使境外的使节外, 接伴和馆伴使自然负有向来使了解信息之责。天圣九年占城、龟兹等入贡, 晏殊“请如先朝故事, 委馆伴使询其道路、风俗及绘人物衣冠以上史官” (11) 。庆历间, 辽使萧英、刘六符来, 宋朝急于探明其来意, 派富弼接伴。富弼从刘六符和萧英处探得了辽朝的意图, “先以其言奏之。朝廷始尽得敌情, 豫以待之” (12) 。宋英宗时, 周沆馆伴辽使, “朝廷未知契丹主年。沆乘间杂他语以问, 得其实”。这事关两国外交礼仪, 辽使悔之曰:“今复应兄弟南朝矣。” (13) 绍兴末, 金使施宜生来, 张焘馆伴, 施宜生以谐语透露金军将南的消息侵:“今日北风甚劲”, 又扣几间笔曰:“笔来!笔来!” (14) 乾道间赵雄馆伴金使, 闲谈之中从金使口中套出金皇帝、宗室、宰相情况及四京城垣宫殿等大量信息, 将“探赜虏中事宜以奏” (15) 。


二、宋朝间谍

间谍是宋朝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 “若非谍人往来探报, 敌中动静何从闻知” (16) 。间谍没有使节那样的外交身份保护, “凡我谍人即彼奸贼” (17) , 有性命之险。辽朝会将捉获的间谍缚于柱上“乱射之, 矢集如猬, 谓之‘射鬼箭’”。金朝甚至将可疑之人“皆目为宋谍者, 即杀之” (1) 。所以间谍的派遣有明确信息搜集目的。间谍的信息搜集特别注重辽、夏、金等与宋朝有关的异常举动和事件, 即“察其谋我之事” (2) 。元丰间, 代州谍报“契丹北枢密萧克昌等引步骑点检沿边铺舍”, 宋廷令沿边“速募人探虏情”。河东安抚司奏:“觇知北界欲增置铺堠” (3) 。又有谍报辽朝将“会五京留守及南北王府主兵官、诸招讨于中京议事”, 宋廷令雄州等“速觇以闻” (4) 。还有谍报西夏军“于葫芦河点集”, “西贼人马处处蚁集, 虑乘秋犯塞” (5) 。探事人报告:“西贼点集河南、河北诸监军司人马。” (6) 谍报西夏元丰七年 (1084) 秋“必为大举之计”、“西贼广造攻具, 竭国点集, 声言欲入兰州” (7) 。元祐三年 (1088) , “诸路探得夏国已大段点集兵马, 今秋欲来作过” (8) 。绍圣四年 (1097) 鄜延路报告“诸处探报, 西贼点集人马, 欲侵犯本路白波流等处” (9) 。政和二年 (1112) 辽皇帝居燕京, 宋担心其有异图, 令“河朔帅臣密遣谍者探伺虏中动息” (10) 。绍兴间, 间谍探得金执刘豫北去等消息。又有间谍报告了金人在河东北签军备粮来戍河中等事。完颜亮南侵前, 宋边将“得谍报金主已至汴京, 重兵皆屯宿泗”等情报。蒋州、徐宗偃、王彦融多次派间谍核实完颜亮之死 (11) 。蒙古侵宋, 宋朝积极派遣间谍侦察蒙古军情, 如孟珙派探事人在德安府了解蒙古军情 (12) 。


关系正常的情况下, 宋朝也派遣间谍搜集辽、夏、金对峙政权的军情政情。澶渊之盟后。宋真宗曾说:“朝廷虽与彼通好, 减去边备, 彼之动静, 亦不可不知, 间谍侦候, 宜循旧制。” (13) 间谍主要搜集重要军情政情。包拯曾说:“只令探首领所在、任将相何人、山前山后人哀乐如何、诸国臣与不臣、并训练点集兵马、造作奸谋、年岁丰凶、转移粮草, 凡干大事即许申报。自余打围移帐、放赦修城, 细碎寻常, 众人所见、虚伪传闻之事并不可纳, 徒废金币, 无益于事。” (14) 此前田锡建议宋太宗重赏, 使间谍了解“北方自有诸国, 未审陛下曾探得凡有几国否?几国与契丹为雠?”等信息 (15) 。宋神宗也要求沿边州军招募间谍, “使探问敌中任事主兵人姓名、材能、性识、所管兵数、武艺强弱、屯泊处所、城垒大小、粮食多少及出兵道路”等。王安石、阳枋、洪遵等都谈到遣间谍搜集政情军情 (16) 。绍兴和议后, 宋朝曾一度下令停止派遣间谍, 结果“诸将以朝廷尝有不得遣间探指挥, 各务省事, 遂不复遣。敌人奸猾, 广置耳目, 我之动息彼无不知, 敌之情状我则漠然不闻” (1) 。


宋朝对辽、夏、金三国使用间谍是常态的, 对交趾、大理、高丽也曾派遣间谍, 但似非常态。熙宁以前, 宋朝未放弃统一交趾目标, 时遣间谍刺探交趾情况。庆历五年 (1045) 令广东转运司“募人入交趾, 以刺点兵事宜” (2) 。熙宁战争间, 宋朝间谍从交趾“得其露布, 言中国行青苖、助役之法, 穷困生民, 我今出兵, 欲相拯济”, 还差人“往占城、交趾两界刺事” (3) 。熙宁战后直到蒙古入交趾才又见派遣间谍。蒙古入大理后, 宋朝也向大理派遣间谍, 横山总管谢济“差人往 (大理) 探的实”, 终于“探到大理事情” (4) 。南宋曾派登州布衣吴敦礼“往高丽伺敌 (指金朝) 中事, 得其报以归” (5) 。还曾派商人柳悦、黄师舜、徐德荣往高丽了解金朝信息。宋朝也向伪齐派间谍, 探得“刘豫在淮阳造舟”等情报 (6) 。对于交趾、占城、高昌外的南海诸国、西域诸国、日本等则并不见使用间谍的明确记载。


三、商人、僧侣及边境居民

宋朝对西域和南海诸国仅见太平兴国和雍熙间各一次遣使, 对日本则未遣使节。商人、僧侣成为宋朝获得这些国家和地区信息的重要途径。如李曾伯所说“峒丁商贾与之往来却自无间”, 商人在境外较使节有更大的活动自由, 有时能比使臣获得更准确具体的信息。至道元年 (995) 广西获报黎桓死亡。宋太宗派人“奉使岭南, 因侦其事”, 回奏与广西报告相同, “未几有大贾自交趾回, 具言桓为帅如故” (7) 。宋仁宗时军贼鄂邻逃至占城, 宋朝以为其已死, “商人邵保至占城国, 见军贼鄂邻等百余人羁縻在其国中” (8) 。因“交趾所任, 乃多是闽人”, “福建、广南人因商贾至交趾, 或闻有留于彼用事者” (9) , 南宋“选择三山仕于湖广者, 遣之往安南觇探近事 (指蒙古军动息) ”。曾经选得南剑人廖扬孙, “以书币遣之入交, 嘱之多方密觇其实归报”。“福建士人在彼间者”为廖扬孙提供了诸多情报和建议 (10) 。


往来于辽、吐蕃、高丽、伪齐、金、蒙古等的商人也为宋朝提供了不少军情政情信息。河北“雄、霸州、安肃、广信军四榷场牙人于北客处钩致边情”, 为宋搜集辽朝情报 (11) 。大中祥符九年 (1016) 有“商贾自秦州来, 言唃厮啰欲阴报曹玮” (12) 。宋神宗时商人黄慎带回高丽欲恢复通使的消息, 使两国恢复中断了四十余年的邦交 (13) 。绍兴二年 (1132) 伪齐“北贾有至建康者”, 报告中原民情 (14) 。宋朝还曾派商人柳悦、黄师舜“阴令如常岁之高丽贾贩, 应得敌中动息皆亟使来告”, 往高丽探听金朝信息 (15) 。绍兴末或传金人欲“连结高丽者, 上下疑之”, 明州“遣郡人徐德荣觇之, 得要领以归” (16) 。徐德荣是经常往来高丽的商人, 《高丽史》留有他于高丽毅宗三年 (1149) 、十六年、十七年和明宗三年 (1173) 四次赴高丽的记载, 称其为“宋朝都纲” (1) 。南宋末, 在荆州与蒙古开互市场, “志不尽在利也”, 意在“可以觇敌情”, “通北货以款敌情” (2) 。


除政情军情外, 商人也会带来境外各国山川、道里、风情等信息。大商柳悦、黄师舜向叶梦得报告高丽“山川形势、道里远近”及“图海道”等 (3) 。建州海贾周世昌自日本回, 介绍了日本风俗、州名、年号等情况。商人为宋朝带来大量日本信息:“南贾时有传其物货至中国者” (4) 。南宋与大理、自杞、罗殿市马, 通过商人获得了广西至这些地区的道路里程等信息 (5) 。最能反映商人在获取境外信息方面作用的是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两书分别记载了南海四十余和七十余国的物产、风俗、里程等信息。据作者自述, 前者是周去非任职广西时“耳目所治与得诸学士大夫之绪谈者”, 后者是赵汝适“询诸贾胡”所得 (6) 。两书记载一些国家自建隆以来朝贡情况, 其信息并非能全由商人提供, 而有来自官方记录者, 但不论所本的记载还是两人的采访, 信息主要都应来自于商人。


僧人在宋朝获得天竺和日本信息上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见于记载的宋朝关于天竺信息主要来自于僧人。《宋史·天竺传》载:沧州僧道圆自天竺还“太祖召问所历风俗山川道里, 一一能记”, 益州僧光自天竺带回其国王及僧统表。天竺僧施护则详细介绍了五印度西至西海, 南达南海所经国家和里程, 婆罗门僧永世介绍了本国国王和王妃、国相情况及物产、风俗、里程等信息。范成大《吴船录》卷上记载了东京僧人继业入天竺求舍利回, 著《西域行程》, 所载“世所罕见”。《宋史·日本传》所载日本信息也主要来自僧人。日本“连贡方物, 而来者皆僧也”。日僧奝然进其国《职员令》和《王年代纪》, 介绍了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情况及日本风俗、物产等信息。日僧寂照、诚寻等来宋, 也带来有关日本的信息。此外, 有于阗僧善名、僧吉先后来宋, 带来其国宰相和国王书 (7) 。宋朝还曾“遣蕃僧一人及先捕得谍者抹罗, 与来使同入宗哥, 兼令刺探所与西界用兵胜负” (8) 。种世衡曾“遣僧王嵩入赵元昊境为间” (9) 。


边境居民有语言风俗相同的优势, 搜集境外信息有间谍和使节发挥不了的作用。他们在“两地之中, 各有亲族, 使其怀惠, 来布腹心。彼若举兵, 此必预知” (10) 。何承矩守河北, 厚待“边民有告机事者”, “故契丹动息皆能前知” (11) 。也有边境土著主动为官方搜集信息。雄州大姓赵延祚“自太宗朝尝出家财交结彼处豪杰, 得其动静, 即具白州将”, “历陈其风俗, 山川曲折, 地理远近”。熙宁时有边境土豪利用其“自来皆交结北界权贵”之便, “欲自备钱物探事” (12) 。元丰间, 有“西界首领万藏结逋药遣蕃部巴鞫等以译书来告夏国集兵, 将筑撒逋达宗城” (13) 。蕃官阿齐报告西夏“欲诸路入寇, 人马已发赴兴州”。河东路曾“差蕃部伊特凯等入西界刺事”。李宪奏请“诸将各于所管蕃部内籍善探事人姓名, 以备遣使” (1) 。李曾伯曾说:“ (交趾、大理) 为蛮徭所隔, 种类不一, 语言不通, 一介欲前, 寸步有碍”, “自广遣间探敌实非易事”, 必须“结约诸蛮, 深入远探” (2) 。熙宁间, 知桂州萧注厚交特磨、田陈州酋长, “甚得其欢心, 故 (李) 乾德动息必知之” (3) 。宋朝还密谕诸蛮首领“外从贼党 (指交趾) , 阴为间谍” (4) 。还有“九道白衣李聚明等探到交趾事状” (5) 。陶弼守邕州通过当地土豪, “交趾所欲为弼必先知” (6) 。蒙古迂回至大理、交趾时, 宋朝“结约诸蛮, 俾之觇彼动息”。特磨道、思明州、路城州、自杞等蛮主都曾向广西报告蒙古军消息 (7) 。


四、境外使节、其他境外人员及归正人、归明人

宋朝有向境外使节了解信息的稳定做法。在中央机构中, 礼部主客官员有责任向使节搜集信息:“ (使节) 至则图其衣冠, 书其山川风俗” (8) 。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中记载了其任主客郎中所得“主客所掌诸番”的情况。乾道九年 (1173) 交趾遣使入贡, 礼部令客省“询访土俗人物, 图画衣貌如旧制焉” (9) 。鸿胪寺也有此责:“外夷朝贡, 并令 (鸿胪寺) 询问国邑、风俗、道途远近, 及图画衣冠、人物两本, 一进内, 一送史馆” (10) 。分设地方的市舶司和沿边路分安抚、转运等机构, 也有向入境使节了解信息的责任。淳化三年 (992) 阇婆来使, 明州市舶使张肃先“驿奏其使饰服之状” (11) 。政和五年“有罗斛国自来不曾入贡, 市舶司自合依《政和令》询问其国远近、大小强弱, 与已入贡何国” (12) 。《宝庆四明志》卷六和《开庆四明续志》卷八有关日本和高丽商人在庆元的情况, 就是市舶司的记录。《诸蕃志》也反映了泉州市舶司记录境外信息的情况。元祐五年准臣僚所请, “诸蕃初入贡者乞令合属安抚、钤辖、转运等司体问其国所在远近大小, 与见今入贡何国为比” (13) 。


皇帝接见使节时也常询问境外信息。宋太宗曾向大食国使节询问其国位置及山泽所出等情况 (14) 。宋真宗也曾向于阗使节询问“在道几时, 去此几里”等 (15) 。宋神宗也向于阗使节询问过离本国以来时间、经涉何国, 以及使节途径的达靼、回纥、董毡等国的情况, 并询问了达靼与夏国、于阗与辽朝的关系 (16) 。


上述金使施宜生向南宋提供了军事信息。境外使节给宋朝提供的主要是其赴宋道里、本国方位、制度风俗、沿途见闻等信息。宋太宗向大食国使节、宋真宗向于阗使节询问的都主要是这些信息。见于记载的宋朝向境外使节获取的也大多是这些的信息。如, 建隆二年 (961) 于阗使报告了其国方位、与宋朝京师的距离及出产玉和葡萄酒等情况。淳化三年阇婆使报告了其国王、王妃和主要官僚及其妻子的称号、国人服饰, 以及其国与三佛齐国的关系等。大中祥符八年注辇国使叙述了其国至广州所经国家和行程。该年高丽使郭元介绍了高丽京城人口、州县设置, 以及军事、经济和风俗等情况 (1) 。


境外人员或为宋朝发展为间谍, 或主动为宋提供信息。易州人李秀“为雄州探事”、幽州人杜清“自来与雄州探刺事宜” (2) 。辽朝人于惟孝向宋朝“累报北事, 及尝告捕北界刺事人李景等” (3) 。李允则知雄州时厚待并放回所获辽朝间谍, 不久该间谍“反出辽中兵金、材力、地里委曲以为报”, 故李允则对辽朝情况了如指掌 (4) 。张亢权知瀛州时得一“为敌骑掠去, 今幸与敌主日夜居帐中, 将相皆事之”的女子为间谍, “自是敌中动静必告” (5) 。常有境外人员主动为宋朝提供重要信息。沈括《补笔谈》卷三《杂志》载:澶渊之盟前, 被辽俘虏的原宋将王继忠“自虏中具奏戎主请和之意, 达于行在”。庆历二年辽朝欲索关南地, “尝主文书辽帐下”的涿州人梁济世来报“彼将有割地之请”。《长编》称梁济世“为雄州谍者” (6) 。熙宁八年 (1075) 有交人向钦州报告“吾国且袭取尔州” (7) 。


在敌国曾任要职的人投宋后, 常提供丰富而重要的信息。辽供奉官李信投宋, 详细介绍了辽朝皇帝和宗室, 以及辽朝幽州汉、契丹、奚等军、辽朝四至范围及所邻国家等信息 (8) 。曾任辽朝宣徽使的刘三嘏投宋, “既彼之贵臣, 彼国之事无不与知。今既南来则彼之动静虚实我尽知之” (9) 。辽中书舍人赵英投宋, 也“言庆历以前契丹事甚详”, 后“数以契丹机密事来献”, 曾上契丹地图、《虏廷杂记》、《国俗官称仪物录》、《契丹蕃汉兵马机事》等 (10) 。南宋时还有《阴山杂录》十六卷传世, “述虏中君臣世次山川风物甚详”。归明人田纬所写《匈奴须知》一卷, “录契丹地理官制”、归明人张棣所写《金国志》二卷, “记金国事颇详” (11) 。


敌方俘虏也是宋朝获取军事信息的途径。如, 宗泽俘获金将王策, 对其说服教化, “策具言敌中虚实” (12) 。宋末, 交趾解送所俘蒙古军李小哥到宋朝, 述蒙古“寇 (指蒙古) 犯之详与大理敌情所向”等情况。宋朝了解到“交情渐为敌诱”, 暂停了已定的救援交趾计划 (13) 。


宋朝形成了内外使节、间谍、商人、僧侣、边境居民、境外人员, 以及归明人、归正人等多样而稳定的境外信息搜集途径, 以及从皇帝、外交机构到沿边有关机构负责境外信息搜集的稳定做法, 既搜集与本国安全有关的政情军情信息, 也搜集山川、道里、风俗、物产等自然和社会信息。宋朝与辽、夏、高丽、金建立了交聘制度, 特别是与辽、金的交聘制度得以比较稳定实行;宋代对外贸易空前发展, 推动了宋朝与境外世界频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同时, 宋朝始终处于与辽、夏、金的对峙之中, 这些因素使得使节、商人、间谍在宋朝境外信息搜集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通过以上途径, 宋朝获得了有关辽、夏、金等与本国安全直接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的全面深入的信息, 获得的有关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各国的信息也较前代大为扩展和充实。


宋人留下了丰富的宋朝境外国家和地区的记载, 成为后人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历史的重要资料, 特别是对其中文献大量散失或未有良好的文献记录制度和环境的国家和地区, 宋人保存的信息甚至成为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历史最重要的文献资料。这些记载正是宋朝人通过上述各种途径获得的境外信息。对宋朝搜集境外信息途径的考察有助于更具体地认识宋人关注境外世界的方式、角度和特点, 也为进一步探讨宋朝对境外认识的状况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