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对外国使客的接待制度——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中心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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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国使客之接待制度是一个国家或政权行政制度之重要组成部分, 亦是其外交政策之重要体现。从该项制度之建设及具体执行情况, 不仅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政权之日常行政效能, 更可以考察出其国际地位, 及与被接待使客之国家或政权之关系。宋朝边邻数敌国, 长期受到来自西、北两方面之军事威胁与压力, 在谨慎应对与辽、金、 (蒙) 元等政权关系之同时, 又积极发展与其他各国之交往, 故其外交既表现出复杂性, 又有其时代特殊性。这些特点必然亦体现在对外国使客之接待制度上, 因而, 研究宋朝对外国使客之接待制度对了解其日常行政及外交政策甚有意义。然而今存记录宋代典章制度之正史和政书, 对此内容之记载, 却或只是片言只语, 或仅限于部分条文;其他史籍对此亦仅是偶有涉及, 而语焉不详, 使我们难以窥得这项制度之全貌及具体执行状况。幸运的是, 日僧成寻之《参天台五台山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


《参天台五台山记》是宋神宗熙宁年间日本京都岩仓大云寺主成寻 (1011—1081) 撰写的入宋游历日记。该日记共八卷, 原本久佚不传, 现有抄本十余种和活字本近十种存于日本。20世纪下半叶以来, 又有日本学者整理的校注本和译注本陆续问世。该书是一部即闻即记、内容赡富之笔记, 有些内容是独载仅存, 具有极高之史料价值。①成寻在书中对入宋后获得批准并参拜天台山, 和作为使臣身份受到宋朝政府之正规接待, 赴京朝见神宗, 及参拜五台山并返回京城, 再到明州之过程, 作了详细记录, 正好可以满足我们具体了解宋朝接待外国使客制度之愿望。当然, 以往研究者对该书及相关内容并非完全没有涉及, 如日本学者藤善真澄、远藤隆俊先生, 旅日中国学者王丽萍女士, 及中国学者夏应元先生等人之论著, ②均或多或少涉及到相关材料或内容。然诸位先生论著有更高之宏旨, 于宋朝接待外国使客之制度未暇太多着墨, 故笔者欲据《参天台五台山记》之记载, 并参证其他文献, 对宋朝接待外国使客之制度专作梳理, 惟期对前人相关之研究拾弃补遗而已。


一 官方接待须使客

宋朝虽然积极发展与外国, 特别是海外诸国之交往, 但亦不是任其往来, 而是有一定约束。陆上边塞, 进出境商旅皆须请取凭证, 使节皆须出示国书或有关公据, 并由边防官司严格检查, ③自不必说;海上出入, 亦必须严格遵守规定。无论中国船只还是外国海舶, 进入中国港口, 皆须先验公凭;中国商船赴原发舶州或其他有市舶机构处交验原发公凭;④外国贡使船和商船虽未限定登陆港口, 但皆须至有市舶处。一般来讲, 高丽、日本贡使和商人在两浙入港, 南方及西南各国贡使和商人自广州和泉州入港。外国贡使船至, 须交验本国章表, 否则不予接纳。如天圣四年 (1026) , 日本国太宰府进奉使周良史自明州入港进献本国土产, 因无本国章表, 明州市舶便未敢发遣上京。⑤


成寻入宋, 虽奉日本皇太后密令, 担负将皇太后写经供奉到五台山之任务, 但他并没有日本政府发给之公凭, 而且是瞒着政府潜入宋商之船, 私渡入宋的。成寻与七名弟子搭乘宋船于熙宁五年 (日本延久四年) 三月十八日自日本肥前国松浦郡 (今佐贺县) 壁岛出发, 二十五日到达苏州辖内大七山岛, 四月四日到达明州港, 但并未入港登陆, 而径溯钱塘江而上, 经越州而至杭州, 于十四日进入杭州城。十六日, 成寻向门官提交申文, 门官令其直接提交杭州州衙。当晚, 成寻一行在张三 (名张宾) 客店安下。二十六日, 成寻与通事 (翻译) 陈咏一同向杭州州衙呈上参天台山之申文。①五月三日, 杭州衙便发下了准许成寻等赴天台山参拜之公移, 全文如下:


杭州公移付客人陈咏


移日本国僧成寻, 昨今杭州巡礼, 欲往台州天台山烧香, 供养罗汉一回。成寻等是外国僧, 恐关津口本被人根问, 无去著, 乞给公移随身照会。并移明州客人陈咏状, 昨于治平二年内, 往日本国买卖, 与日本国僧成寻等相识, 至熙宁二年, 从彼国 (败) 【贩】载留黄等, 杭州抽解货卖, 后来一向只在杭、苏州买卖, 见在杭州把剑营张三客店内安【下】, 于四月二十日在本店内逢见日本僧成寻等八人。称说, 从本国泛海前来, 要去台州天台山烧香。陈咏作通事, 引领赴杭州。今甘 (课) 【深】遂僧同共前去台州天台山烧香, 回来杭州趁船却归本国。并移抱剑营开张客店百姓张宾状, 四月初九日有广州客人曾聚等, 从日本博买得留黄、水银等, 买来杭州市 (船) 【舶】司抽解, 从是本客船上附带本国僧人成寻等八人出来安下。今来却有明州客人陈咏与 (送) 【遂】人相识。其陈咏见在江元店安下。本人情教甘深遂僧同共往台州, 得前去台州天台烧香, 回来杭州, 趁船却归本国。如将来却有异同, 各甘深罪不将 (看) 【者】。


右事须出给公移, 付客人陈咏收执, 可带本国僧成寻等八人, 前去台州天台山烧香讫, 依前带领遂僧回来当州, 趁船却归本国, 依台州 (激) 【缴】此公移。趁州在路, 不肯别致东西及违非留带。如连罪归有处。


熙宁五【年五】月初三日给


权观察 (权) 【推】 (宦) 【官】吕甫


权节度推 (宦) 【官】季疏


观察判官许直


尚书比部员外郎签书节判厅公事徐


太常博士 (真) 【直】史馆通判军州事苏立


尚书比部郎中通判军州事刘直


右谏议大夫知军州事 (沉) 【沈】②


大概因为宋朝海上对外交流态度较为积极, 且成寻等是僧人身份, 又有陈咏、张宾等人担保, 杭州州衙并未因其无官给公据拒其入境, 而且发下公移, 并知会台州, 准许其前往参拜天台山。①从文书内容及成寻沿途日记可以看出, 宋朝官方并没有把成寻一行当作外国使客来接待, 仅在开始象征性地送钱二贯文作为斋费, 差轿子一乘送成寻到南屏山兴教寺。成寻从杭州赴天台山所乘船, 乃是陈咏所借明州沈福之船;沿途既无迎送, 亦没有饮食供应, 只是因有杭州公移, 在一些关卡得免下船检查。②但成寻获准入京觐见并参拜五台山后, 待遇就大为不同了。


成寻到达国清寺后, 便向国清寺和台州提出了在天台山长期修行并到五台山巡礼之要求, 具体内容即如熙宁五年六月国清寺呈给杭州之返牒所云:“【成寻称】本寺是智者流教道场之地, 欲要就看经一 (泊) 【佰】日了毕, 供养罗汉斋僧宣忏讫, 遂令六僧却还本国, 只留小师一名, 在身边侍养。本僧称, 游五台后还本寺, 三年诵经修法华秘法。”③但国清寺与台州无权应允, 于是上奏, 请朝廷裁决。不意宋廷不仅答应了成寻之请求, 而且由枢密院降下札子, 令成寻一行赴阙, 并明文规定享受官方之接待。具体内容包括差官引伴、州县迎送、派兵护卫、优与盘缠、提供舟船等。④成寻一行到京后, 更得到热情接待和妥善安顿, 并觐见了神宗皇帝。往返五台山旅途, 完全是利用官方驿传, 享受马匹与食宿供应。此时境况与自杭州前往天台山时大是不同。引伴、护送, 并提供交通工具及食宿, 正是宋廷接待外国使客制度之内容, 反映出成寻一行已被宋廷当作日本贡使接待, 其身份不再是自杭州前往天台山时之普通外国僧人。当然, 海外蕃舶到来, 宋朝官方亦予热情接待, 但地点仅限于港口, 而且以宴饮犒设为主, 不似对待使客, 有引伴、迎送、食宿与交通工具供应等诸般待遇。下文将分别叙述宋朝官方将成寻一行当作贡使后接待之情况。


二 引伴与迎送

成书于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记载:“诸蕃蛮入贡, 押伴, 差承务郎以上清强官;引伴, 衙前所属选差。”⑤此应为宋朝接待外使中具有一贯性且略有变化的制度。据前揭熙宁五年七月廿四日台州帖 (注4) 称, 枢密院下达付台州札子中已“差定监路桥酒税高侍禁, 暂引伴日本国僧成寻赴阙”。但高侍禁又属监盐使臣, 若差出, “有碍盐法”, 台州便具状向两浙转运司陈请指挥。两浙转运司下达牒文云:“今勘会管下场务使臣, 各系监盐外, 在城兵马都监郑崇班目下得替, 相次赴离。今请本官就便引伴僧成寻等八人, 并通事引领人陈咏赴阙。”①即先差高侍禁作为引伴, 因其职务之重, 不便差出, 又换成兵马都监任终得替之郑崇班, 趁离任赴京之机, 引伴成寻一行赴阙。“侍禁”乃当时武职官三班使臣之小使臣中左、右侍禁之简称, 正九品;“崇班”乃三班使臣之大使臣中内殿崇班之简称, 正八品。两者均属低级武官。后成寻一行赴五台山巡礼, 所差引伴官为殿直刘铎;②自京城返回天台山时, 引伴官为右班殿直刘政。③“左、右班殿直”亦属三班官中之小使臣, 正九品。按《庆元条法事类》中所言“承务郎以上清强官”之“承务郎”, 乃元丰后厘定之文官寄禄官阶, 属于京朝官之最低一级, 从九品。从北宋引伴官员之级别规定来看, 正与《庆元条法事类》中“押伴”官员级别相符。由此看出, 或是从北宋至南宋, 其接待外使制度有一定变化。或是北宋政府不把成寻一行当作一般“蕃蛮”看待, 而待以较高的接待规格。


《梁溪漫志》记载:外使“所过郡, 长吏例迎送”, 并且以酒食款待。④考成寻赴阙行程记录, 情况基本如此。但并不全是州县长吏亲自或主动迎送, 有时或是成寻先去拜谒, 或是州县长吏差他人迎送。成寻奉诏赴阙, 先于熙宁五年八月一日, 从国清寺前往台州。途中于临海县道安驿与引伴使臣郑崇班会面, 二日到台州, 宿于国清寺廨院, 并于当日和次日两次拜谒光禄少卿、知军州事、兼劝农使钱喧, 安排出发事宜。五日, 经天台县回到国清寺。六日正式从国清寺出发, 先到天台县。大概之前曾几次拜访知县, 此次未见知县出面送行, 但本县十位人力担钱来, 显是知县安排。七日到达越州新昌县 (治今浙江绍兴市新昌县) , 成寻则主动“谒知县并少府, 令见州牒, 乞安下所。”新昌县衙即差使送往宝严寺, 寺主点茶相待。随后, “知县并少府来向沙汰。”八日到剡县 (治今浙江绍兴市嵊州市) , 程序与在新昌县一样, 剡县知县等县官三人还到成寻安下之实性院 (本名清泰寺) 点茶。以下行程亦大致类似。如八月廿二日, 到杭州参转运使衙;廿七日, 到秀州参知州、通判衙署等。有的州县还以礼品相赠;州县长吏有时虽不能亲自迎送, 亦会差官吏或僧人前来迎送, 或赠送酒果之类物品。如到秀州后, 有“州使绢十五匹持来”之记录;九月三日, 至苏州吴江县时, “苏州使王守和乘小船迎来”;四日, “诸寺以都督命来迎船”;九月七日至常州, “府使职员王瑜来, 出文状。诸寺诸僧数十人出文状来迎。”⑤往返五台山途中, 亦多有州县长吏设斋饭招待, 或差人赠送酒、果等物。⑥


仁宗宝元元年 (1038) 三月, “诏外夷入贡, 所过州县, 令巡检、县尉护送。”①此条规定后来是否继续执行, 不可确知。但从成寻之记录看, 虽未明言是否有巡检、县尉护送, 却持续有兵士护送。如熙宁五年八月四日拜见台州知州时, 即被告知“兵士四人轿担可送越州者。”此处虽言是担轿, 实际上乃是护送, 因为成寻一行从剡县就不再乘轿, 而改乘船了。八月十日, 成寻一行到达越州, 因参观当地佛寺, 多留了几日。十七日, 记曰:“台州兵士四人返遣了, 越州【兵士】相替, 守护船。”廿六日到达秀州后, 成寻又记“ (抗) 【杭】州防送兵士二人返遣了。”以下行程记录中亦多次提到护送兵士, 过长江时竟有两只船各载兵士二十人护送, 到宋州 (即南京应天府) 谷熟县时, 县官则差兵士十人护送。②由此可知, 成寻每到一州, 皆由当州派兵士数名担任安全保卫, 并护送到下一州替回。等到成寻一行往五台山巡礼时, 护送兵士差配更加完备, 而且人数增加到二十, 个别州县如繁峙县、宝兴军甚至增加到三十五人, 基本上亦是一州一替。③


但宋朝接待外国使客, 所差引伴官并非尽是低级官员。其差出引伴官之别, 往往视使客所属国家或政权之地位及使客之身份而定;迎送规格亦有差别。如接待契丹使客, “凡契丹使及境, 遣常参官、内职各一人, 假少卿监、诸司使以上接伴”④。官员级别至少在七品以上。宋廷对高丽使之迎送亦甚为优待, 有时甚至派人去海上迎接;高丽使所至京、府、州、军, 知州、通判例出城迎送。⑤这些接待规格显然比接待成寻一行高得多。这是因为宋朝与契丹接境, 曾经数有交战, 又订立盟约, 约为兄弟之国;高丽与宋不仅有正式之官方往来, 而且宋亦有利用高丽牵制契丹之用意。故而其关系自非当时之日本可比。当时之日本与宋并无正式官方往来, 而成寻既非日本正式派出使节, 又无官职在身, 只是一僧人, 宋政府差低级武官引伴, 沿途迎送亦较为随便, 自在情理之中。


三 交通工具之供给

外使入朝, 交通工具一般亦由官府提供。《庆元条法事类》云:“诸蕃蛮入贡应差借马者, 以递马者, 如不足, 依乘递无马铺法”, “诸应乘递马而阙者, 官司于城市有马寺观、公人、民庶轮雇”, “若无马铺而通水路者, 差人船。”①此亦应是宋朝一贯实行之制度。如天禧三年 (1019) 九月, “登州言高丽遣礼宾卿崔元信来贡。元信至秦王水口, 遭风覆舟, 漂失贡物, 人多溺死。诏遣中使存抚之, 又令登州, 凡使人物色, 官给脚乘, 津遣赴京。”②元丰四年 (1081) 六月, 广南东路经略司言:“大食层檀国保顺郎将层伽尼请备礼物诣阙谢恩”, 上批:“宜多给舟, 令赴阙。”③考成寻一行往返京城及五台山途中, 均是由宋朝官方提供交通工具, 其中不唯有递马、舟船, 还有轿子。


北宋时, 轿子已经成为南方地区较为普遍使用之交通工具。成寻初赴天台山时, 至剡县改乘轿子陆行, 皆是以私钱雇佣。但应诏赴阙时, 情况则不同了。熙宁五年八月四日拜见台州衙时, 则被告知“由兵士四人轿担, 可送越州”, 当日出廨院返回国清寺时, 便“以兵士四人担轿”了。但台州衙此次所给轿子, 似乎只送到国清寺, 六日离开国清寺时, 则又雇寺边人力十二人, 借寺主和副寺主海表白轿, 与弟子赖缘供奉、快宗供奉三人乘用。七日到新昌县时, 又向知县“乞人力十二人, 轿三乘”。既是主动要求, 却亦可看出新昌县必有此义务。一行人到达剡县后, 则改乘船, 乃是“知县出小船五只, 二只僧, 三只崇班”, 但十日到了越州, 则换乘杭州大船, 并迎来越州大船一只, 十二日又换乘越州新大船。在越州参观诸寺时, 都督衙还差给轿子三乘。到杭州时, 因船需要维修, 转运司又命杭州衙送大船三只。以下行程虽未见换船之记录, 但以情理推测, 亦应是由所过州县提供, 并按路段更换, 或是杭州船直接送达。④


熙宁五年十月十二日, 成寻一行到达京城, 傍晚在相国寺前延安桥下停船。十三日离船登岸, 前往安下处太平兴国寺传法院。京城陆行工具主要是马匹, 与南方情况大有不同。上岸后行向传法院, 成寻与赖缘、快宗三人乘马, 其余五人则步行。此时之马匹亦应是官方提供。成寻初到数日内, 主要忙于办理觐见神宗皇帝及进献礼物之手续等事务, 较少出门。官方大概因此忽略了及时为成寻等人配给马匹, 或是外使在京较少配备随身马匹, 致使十月廿二日进宫朝见神宗时借马九匹前往。但宋廷很快就发现了这一问题。廿三日下午, 便有使臣来到传法院, 告知成寻“明日可赐官马九匹, 私不可借马。宣旨下了者”⑤。


成寻一行往返五台山时, 则是利用官方驿传, 马匹以使用沿途递铺中递马为主。对此, 成寻有较为详细之记录。如其返回时记录从泽州到孟州行程云:


【熙宁五年十二月】廿二日丙申, 天晴, 卯三点马十疋来, 出驿过十七里至十八里马铺, 十疋乘替;过十八里至五里马铺, (铺) 【马】十疋乘替;过十五里至梧桐马铺, 十疋乘替;过二十里至孟州河阳驿, 宿此驿东堂, 子时留了。驿庄严甚妙, 堂堂皆悬幕张帐。今日七十里, 三时行法了, 经第四。


廿三日丁酉, 天晴, 卯三点出北门马铺, 马十疋, 即出驿渡黄河浮桥, 雨, 过十五里【至】望仙坡马铺, 十疋出替;过十二里至牙庄马铺, 十疋出替;过十二里至油店马铺, 十疋出替;过十二里至孝义马铺, 是中路也, 非先路, 十疋出替;过二十里至洛滨驿, 未时止宿了。今日七十一里, 二时行法, 经第五。参向并还向, 大河小川皆冻厚, 人马行冰上。立春以后, 大河冰解, 大流最希有也。孝义马铺东有孝义驿, 但无券处也, 而为寄宿处……①


熙宁五年十二月廿六日, 成寻一行自五台山回到京城传法院。随后, 成寻便通过传法院提出申请, 欲先遣弟子赖缘、快宗、惟观、心贤、善久五人, 令陆路往明州, 搭商船回转日本。请求官府出给公凭, 同时以公文牒明州市舶司, 允许赖缘等五人先在明州广惠教院临时安下, 并为拣搭稳便商船。宋廷很快作出批复, 令枢密院差三班使臣一名为引伴, 并给予递马、驿券。②


熙宁六年四月中旬, 成寻和随身弟子一名离开京城, 前往天台山, 同样是由宋朝官府提供交通工具。而且在三月下旬便已决定先差比较好的扬州船。③五月上旬, 成寻到达扬州, 又换成杭州船。④其余沿途接待情况, 大致如来时。


四 食宿之供给

外使入朝, 宋政府还于沿途为其提供丰富之饮食。《宋史》载:“文武群臣奉使于外, 藩郡入朝, 皆往来备饔饩, 又有宾幕、军将、随身、牙官、马驴、橐驼之差……诸州及四夷贡奉使, 诸州执掌祗事者, 亦有给焉。”⑤如大中祥符七年 (1014) 七月, 诏:“交趾、占城、大食、阇婆、三佛齐、丹流眉、宾同胧、蒲端等国使入贡者, 所在遣使臣伴送入京, 邮传供亿, 务从丰备。”⑥至于“邮传供亿, 务从丰备”, 依靠何种方式供给, 一般史籍缺乏明载, 若按已接待沿边蕃族贡使例, 应多是发给驿券或馆券。如熙宁六年 (1073) 四月, “西南龙蕃、罗蕃、石蕃八百九十人来贡方物, 诏以道路辽远, 往复甚勤, 如愿于缘边纳所贡物, 即以回赐及朝见所赐缘路驿券给之。”①熙宁八年闰四月, 诏“西南蕃五姓蛮听五年一入贡, 不愿至京, 听就邕、宜州输贡物, 给恩赏馆券、回赐钱物等遣之。”②但若据成寻所记内容看, 情况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台州熙宁五年二十四日给成寻之帖, 主要是告诉成寻朝廷下达圣旨令其赴阙, 并说明选派引伴官员和发给沿途盘缠事, 其中就盘缠事用了很大篇幅, 现全文引录如下:


台州帖大日本国僧成寻


当州准枢密院札子节文, 据台州奏, 准杭州牒, 出给公据, 付明州客人陈咏, 引领到日本国大□【德】僧成寻八人, 到天台山国清寺烧香。内僧成寻要留□【唯】一名同在本寺看经一年, 余僧发遣回本国。当州不 (取) 【敢】一面指挥, 已 (今) 【令】权在本寺看经外, 候敕旨。准圣旨, 成寻等八人, 并通事客人陈咏, 令台州选差使臣一名, 优与盘缠, 暂引伴赴 (国) 【阙】。缘准


圣旨指挥, 优与盘缠, 即未有数日。□差定监路桥酒税高侍禁, 暂引伴日本国僧成寻赴阙。又虑监盐使臣有碍


盐法, 不许差出。本州遂具状申


转运衙, 令赐降下指挥。今准


牒命指挥, 已转牒至京。沿路州军照会并牒淮南转运司。依详


朝旨施行。外牒州请立使于军资库, 先支官钱 (一) 【二】百贯文, 应付成寻等一行人赴发及沿路盘缠使用。所有其余令要钱数, 即关报前路州军, 候见管伴人申报令要数目。并依


密院札子内


圣旨指挥支给。仍告示管伴人, 如更要钱及所须物件, 并申经过处请领应付者。并别选差使臣引伴, 疾早起发赴


京讫, 具差去名衙状申本州。今勘会管下场务使臣, 各系监盐外, 在城兵马都监郑崇班目下得替, 相次赴离。今请本官就便引伴僧成寻等八人并通事引领人陈咏赴阙, 并上件令支官钱二百 (疑脱“索”字) 文省, 内退一索四十文省, 底索不支外, 实支官钱一百九十八索九百六十文省, 已帖军资库, 仰于见管官钱数内据数支给, (什) 【付】日本国僧成寻等一行人沿路盘缠使用, 须至行遣。


右具如前。上件实支官钱一百九十八索九百六十文省, 州已出给, 正勾帖军资库, 仰于见管官钱内据数支给, 付日本国僧成寻等一行请领沿路盘缠使用外, 事须帖日本国赐紫僧成寻一行人, 准此照会, 赴军资库, 据数请领。上领官钱, 起发及沿途盘缠使用。如更要钱及所须物件, 即请计会管伴郑崇班申报经过州军


请领。


熙宁五年七月廿四日帖


守司户参军马


守录事参军杜


军事推官孔


军事判官刘


大理寺丞监城下税务权推官刘任衡


大理寺丞知临海县事权判官通判季暄


尚书 (理) 【屯】田郎中通判军州兼权农事安任衡


光禄少卿知军州事兼权农使钱使暄 (1)


从文书内容可以看出, 宋廷在批准成寻一行赴阙后, 由枢密院向台州发下札子, 特别指示“准圣旨指挥, 优与盘缠”, 而非沿途驿券。至于盘缠数目多少, 则未明言。台州请示转运司后, 转运司又降下指挥, 令台州转牒至京沿路州军, 告知成寻一行赴阙事宜, 并先于本州军资库支官钱二百贯, 作为成寻一行起发及沿路盘缠使用。若不够用, 或有其他物件需要, 再由引伴人向沿途州军申报, 沿途州军须依枢密院札子内圣旨指挥支给。成寻从台州支钱的手续是, 先由当州出帖给军资库, 令其据数支给, 再出帖给成寻一行人, 令其凭此帖去军资库请领。大概是按当时支钱规矩, 二百贯文省不能全支, 须内退一贯四十文省, 实支一百九十八贯九百六十文省。至于支出盘缠钱之军资库, 乃是州一级官府存储主要日常经费之仓库, 由通判提举, 录事参军负责日常事务, 是州级财政系统之重要组成部分。 (2) 由此可知, 在接待外国使客方面, 地方财政须承担一定开支。


从起发便支给二百贯文看, 成寻一行赴阙之盘费确实很优厚。至于沿途如何使用, 大概是雇人力、赏赐兵丁、购物及食宿之用。但成寻在赴京途中对食宿情况记录甚少。成寻一行到京后, 被安置在传法院, 亦有生活费用之支给。如熙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成寻记曰:


三藏来烧香礼拜, 熏陆香数日料志与了。三藏归房后送书状云:“御药指挥合问阿阇梨, 或恐弟子等寒冷, 各要置买衣被及诸般物色等。但请道令支。”以上消息也, 大略依圣旨示及耳。③


成寻等住在传法院期间, 间或亦有其他僧人赠送钱物和斋饭, 茶果相待更是经常之事, 可谓受到了周到之照顾。


成寻一行往返五台山途中, 食宿之供给与赴阙时不同, 乃由三司发放驿券, 享受沿途馆驿之供应。关于此, 成寻记录较为明确。熙宁五年 (1072) 十一月初一, 是成寻一行从东京动身前往五台山之日。这天, 成寻记道:


同四年 (即日本延久四年) 十一月一日丙午, 天晴, 巳时, 使臣并三司官人来, 参五台山沿路盘缠文字。三司官人与老僧文云:


三司


日本国僧成寻等


差殿直刘铎引伴成寻等赴五台【山】烧香讫, 却引伴赴阙。日本国僧捌人, 每人各 (来) 【米】三 (胜) 【升】, 面壹斤叁两贰分, 油壹两玖钱捌分, 盐壹两贰分, 醋三合, 炭壹斤壹拾贰两, 柴 (漆) 【柒】斤。客商通事壹名, 每日与口券米贰 (胜) 【升】。右仰沿路州府县镇馆驿, 依近降驿令供给, 往来则例, 其券并沿路批勘文历, 候 (四) 【回】日缴纳赴省。


熙宁五年拾月贰拾捌日给


判官


副使


使①


此段由三司使、副使、判官签发的文字, 既被成寻称为“参五台山沿路盘缠文字”, 其中又将各人每日供给之米、面、油、盐等物数量言之甚详, 且言明“仰沿路州府县镇馆驿, 依近降驿令供给”, 分明就是一张驿券。这在成寻返回京城后的谢表中可以得到确证。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成寻一行回到京师传法院, 二十九日, 即有“三司券付了”之记录, 亦即按照券中“候回日缴纳赴省”之规定缴还。三十日, 传法院僧在谢表中又有“臣等蒙圣恩特差天使并递马、驿券送彼五台瞻礼圣相”②之语, 则前此由三司发放的“参五台山沿路盘缠文字”必是驿券无疑。这在其他文献中尚未见到过, 弥足珍贵。


成寻不仅记录下了这份驿券的内容, 而且多次提到沿途使用驿券的情况。根据成寻的记录来看, 宋代驿券之使用可视具体情况灵活掌握。若在馆驿就餐, 馆驿则按驿券中所规定标准供应;若不在馆驿吃饭, 则可按每日标准将所供食物、用品折钱领出;若乘船在船上用餐, 则可凭驿券从馆驿中请领米粮、油盐, 自己加工。这些内容, 亦十分珍贵。


关于成寻一行入宋被当作贡使接待后之住宿安排问题, 还需作些说明。成寻对从台州赴阙途中之住宿情况记述不甚详细, 可见住宿之所, 或是寺院, 或是客店, 或是船中, 大概是因为以水路为主, 且支给了盘缠, 没有利用官方驿传而较少宿于馆驿。往返五台山途中, 则多数宿于馆驿, 间或宿于递铺和寺院。无论怎样, 这些住宿安排都应是接待一般外国使客之做法。但在京城将成寻一行安置在传法院, 则与接待一般外国使客之制度有显著不同。


宋朝在京城建有数所大型馆驿, 作为国家迎宾馆, 专门用以接待各国和少数民族使客。如都亭驿, 宋初在此接待契丹使臣, 并赐宴文武百官;班荆馆, 为迎饯契丹使臣之处;怀远驿, 以待南蕃交州、西蕃大食、龟兹、于阗、甘州等贡奉使客;同文馆 (熙宁中置) , 以待高丽使;①来远驿, 以待蕃客。②但宋廷却未将成寻一行安排在其中之一所, 而是安排在传法院。原因其实显而易见。一是日本与北宋一直未有正式官方使节往来, 宋朝未曾建造专门接待日本使客之馆驿;二是因为成寻一行乃僧人身份, 将其安排在传法院最为合适。传法院本就是接待外国僧人并翻译佛经之场所, 况且将成寻一行安置在传法院大概亦是沿用之前接待日僧奝然等人之先例。③另外, 事实上宋朝接待外国使客之食宿待遇, 亦确有差别。如北宋时, 高丽使“每一次入贡, 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送、燕劳之费, 约十余万贯, 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④。南宋时, 对金国使者食宿之待遇更是奢华无比。⑤


五 朝见、朝辞与相关接待机构

成寻日记有云:


传法院准客省关子, 准閤门奏札子, 閤门检会仪制, 应每有海外进奉蛮子蕃客等朝见, 具札子与朝见目, 问奏进奉人姓名已下, 著所赐衣, 及赐酒食后, 依例于崇政殿报无公事前再拜出。引当殿唱赐酒食。唱拜再拜, 随拜万岁唱。各祗候酒食毕, 唱拜再拜, 随拜万岁唱。各祗候出。⑥


由此知外国贡使和少数民族使臣入朝, 不仅朝见皇帝是必要之事项, 而且有一定程序和礼仪。当然, 这亦是政府接待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觐见宋神宗之具体情形及相关礼仪, 成寻作了较为详细之记录, 而远藤隆俊先生亦专门作过论述⑦, 此处不赘。但成寻入住传法院后办理朝见之手续, 体现着宋朝接待外国使客制度之重要内容, 须再作探讨。


成寻到京后, 在与朝廷沟通, 办理朝见、朝辞等手续方面, 有一个机构至为重要, 这便是客省。《宋史》载:


客省, 置使、副各二人, “掌国信使见辞宴赐, 及四方进奉、四夷朝觐贡献之仪, 受其币而宾礼之, 掌其饔饩饮食, 还则颁诏书, 授以赐予;宰臣以下节物, 则视其品秩以为等。若文臣中散大夫、武臣横行刺史以上还阙朝觐, 掌赐酒馔。使阙, 则引进、四方馆、閤门使副互权。”①


从此记载, 我们仅能知客省执掌之大概, 而难明其在接待外国使客中之具体行政程序, 但成寻之日记则部分展现了这一内容。


根据成寻记录, 其一行到达开封后, 首先由传法院及相关内侍安排其生活之事, 而朝见之事则由客省负责安排。熙宁五年十月十七日, 即成寻一行到达开封后的第六天, 成寻记曰:“午时, 客省官人承圣旨来问, 何日欲朝见者。答不日朝见, 欲参五台山者。官人云, 然者某申文可进上者。即造奏状案, 预院书生了。”次日, 传法院书生替成寻起草好申文后, 传法院又同时向客省出具牒文, 说明情况, 并请客省照会施行。客省接到成寻之申文和传法院之牒文后, 很快上呈皇帝, 获得批准, 并作出安排, 向传法院发下牒文。二十一日, 传法院则根据客省牒, 向成寻和通事陈咏发下院牒, 告知客省已将朝见事安排妥当, 令成寻一行八人并通事陈咏, 于二十二日朝见, 并告知注意事项。之后, 传法院便替成寻等起草文案, 告知客省已得奉牒文, 并对相关要求作出保证。同日, 传法院又根据客省关子和閤门札子, 向成寻等书面告知朝见程序及相关礼仪。二十二日卯一点, 成寻一行九人乘马前往皇宫觐见, 先入一大门, 至廊下马, 在安下所暂作逗留后, 则由客省官人引入第二门、第三门和东华门, 在东华门南廊安下, 并有帘幕、椅子和膳食之设。辰二点, 又有客省官人两位前来, 教成寻等立御前呼万岁作法。辰三点, 客省官人并通事前行, 将成寻一行领入第四门, 之后便进入延和殿, 行礼朝见神宗皇帝, 并接受赏赐和允准参拜五台山, 及去诸寺烧香之谕旨。②


成寻一行于熙宁五年十一月一日出发前往五台山, 客省官人持来宣旨。③此处之“宣旨”, 应是通过枢密院颁下之“宣头”, 又称“走马头子”, 为沿途乘用递马之凭证。④十二月下旬, 成寻一行返回开封, 继续住在传法院。次年正月, 神宗出宫, 成寻等又得参见, 而从中安排者, 仍是客省。神宗本计划十一日出宫, 客省官员二人便于十日申时持状到传法院告诉成寻, 令成寻与通事次日五更早来, 于内门前山楼后西廊上祗候迎驾。十一日早, 又有客省官人来候, 成寻等九人乘马前往。因下雨, 神宗出宫未成, 改在十三日。十二日, 客省官人来, 与文字云:“客省奏, 以得圣旨, 令阇梨等于兴国寺南门前迎驾起居。”十三日, 成寻等依约前往参见神宗, 并得赐茶果等。①


熙宁六年正月下旬, 赖缘、快宗、惟观、心贤和善久五位成寻的弟子, 先行回国, 定于正月二十七日朝辞。两个月后, 成寻亦要离开开封前往天台山, 初定于三月二十八日朝辞, 因神宗挽留, 又推迟至四月二日朝辞。两次朝辞仍是通过客省办理, 即由成寻经传法院向客省提出申请后, 客省派人前来协商具体事宜, 并与皇帝落实具体日期。朝辞之日, 仍由客省官人引领, 从东华门进入宫禁, 如朝见时一般。②


由此可见, 客省在接待外国使客方面, 主要负责使客与皇帝之间的沟通, 办理朝见与朝辞手续及相关事宜, 并引领使客入宫, 教授礼仪。


当然, 外国使客赴阙后, 负责接待之机构并非客省一个。如接待成寻一行中, 除客省外, 尚有传法院、枢密院、三司等机构参与进来, 还不时出现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宦官之身影。这里须略作辨别。


传法院基本职掌为翻译梵文佛经, 只因成寻一行乃僧人身份, 才参与接待, 但主要负责成寻之食宿安排, 并代拟申状。枢密院乃最高军政机构, 本无接待之责, 大概因其掌管使臣与递马之差拨, 朝廷准许成寻一行从台州赴阙之圣旨, 便经枢密院下达;而成寻等赴阙、离京及赴五台山参拜途中, 亦由枢密院差派引伴使臣, 及发放递马头子。但枢密院并不与成寻直接沟通。在台州时, 须通过台州州衙;到京后, 则是由客省从中联络协调。三司乃最高财政机构, 亦无接待之责, 因其掌管驿券之发放, 才参与进来, 依其职责, 亦不与外国使客直接联络, 仍应是客省等机构从中联络驿券发放事宜。但成寻出发赴五台山之日, 却有“使臣并三司官人来”, 此处当是送驿券而来, 并非三司与成寻之间的直接沟通。至于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宦官出现于接待之中, 并不能说明入内内侍省和御药院两个机构亦参与接待。在接待成寻中出现之宦官, 大概有两种身份, 一是代表传法院, 因为当时之御药院和传法院皆由入内内侍省宦官提举。如成寻在熙宁五年十月十八日和熙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抄录的传法院文书中, 最后押字者均是“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勾当御药院传法院李【舜举】”。③一种是皇帝直接差下之信使。如熙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是最初安排的成寻朝辞之日, 成寻记道, 卯二点, 御药来, 以笔言示及皇帝挽留之意。④此处之“御药”当是皇帝直接差来的宦官。


说到对外国使客接待之机构, 自不能回避鸿胪寺和礼部主客司。《宋史》载:“【鸿胪寺】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迎送之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 辨其等位, 以宾礼待之, 授以馆舍, 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于主典之官】, 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 则【前期】具其数报四方馆【预备押当吏卒】, 引见以进。诸蕃封册, 即行其礼命。”①但这只是元丰新制之规定。元丰之前, 鸿胪寺执掌祭祀、朝会时前资官、致仕官、蕃客进奉官、僧道、耆寿陪位, 享拜后周六庙、三陵及本朝公主、妃主以下丧葬差官监护, 给其所用仪仗, 及文武官薨卒赙赠等事。②而接待外国使客之事, 则由往来国信所、都亭驿、都亭西驿、礼宾院、同文馆等机构分别承担。关于礼部主客司, 《宋会要》引《两朝国史志》云:“主客判司事一人, 以无职事朝官充。凡诸蕃朝聘贡奉, 隶客省, 本司无所掌。”③此亦为宋初状况, 由此亦可知客省曾代行主客司之职能。但元丰改制后主客司恢复一定职能, “参掌诸蕃国朝贡。凡本司所治之事, 契丹国遣使朝贺, 应接送馆伴官所用仪物, 皆预令有司为之办具。高丽亚契丹, 其余蕃国则按其等差, 以式给之。至则图其形像, 画其山川、风俗。若有封爵礼命之事, 则承诏颁付。嵩、庆、懿陵祭享、崇 (仪) 【义】公承袭, 率主行之”④。尽管元丰新制恢复了鸿胪寺和主客司之接待职能, 鸿胪寺并下辖往来国信所、礼宾院、都亭驿等机构, 但与唐代状况仍有不同。如客省一司, 唐代隶鸿胪寺, 宋代沿置, 便为内诸司之一, 设于禁中。⑤元丰新制后, 客省亦未并入鸿胪寺, 而是继续与鸿胪寺分置内外。南宋时, 客省与鸿胪寺皆经省并, 但仍未融为一体。南宋废鸿胪不置, 并入礼部;客省则与其他部分内诸司合并, 先是在建炎元年十二月, 西上閤门、四方馆官并归东上閤门、客省, 继而在绍兴初将客省官并入东上閤门司。⑥尽管如此, 客省之接待职能仍然存在。《咸淳临安志》记客省与四方馆曰:“在东华门北。客省掌收接圣节进奉香及使人往来按伴之礼。四方馆掌收接诸朔旦正至表及大礼贺表。”⑦可见, 元丰改制后, 客省在接待外国使客方面与鸿胪寺、主客司等外廷机构仍有较明确之分工。鸿胪寺与主客司作为政府一般机构在廷外办理对外国及缘边部族使客之接待, 客省则负责沟通使客与皇帝及枢密院等机构间之联系, 并办理朝见、朝辞等事务。由此不仅进一步反映出宋代行政过程中各部门分工细致, 并互相制约之特点, 亦凸显出宋代内诸司在日常行政中之作用。


六 结语

通过梳理《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宋朝政府对成寻一行之接待情况, 并与其他文献之相关记载互作印证, 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到宋朝对外国使客接待制度之内容。从宋朝政府对成寻一行之接待情况来看, 无论是赴阙、朝见、参五台山, 还是朝辞、返天台山, 不仅同时都有几个政府部门参与进来, 而且完全以文书为行政运作手段, 充分体现出宋朝政治制度中分工细致、多机构相互合作与牵制, 并严格按照行政规则办事之特点。但与以往对宋朝行政机构叠床架屋、效率低下之印象不同的是, 宋朝政府各部门在对成寻一行接待过程中, 表现出较高之行政效率和良好之运作秩序, 除在京城官给马匹等个别事项未能及时到位外, 其他各项事宜之办理皆有条不紊、迅速高效, 最起码神宗之时如此。这不能不促使我们对宋代行政制度再作思量与认识。


若将宋朝政府对成寻一行之接待与对契丹、金、高丽使客接待情况相比, 则可发现接待规格之明显差异。此便是由宋朝在面对不同的交往对象时自身所处地位所决定。在与外围及海外诸政权和国家交往中, 宋朝与契丹、金因境土接壤和利益冲突而交往最多, 又兼在和战关系中, 宋朝屡居下风, 故在接待两国使客方面, 最低保持对等规格, 甚至是以小事大 (如高宗时南宋对金) 。但宋朝并未因接待规格之不同而对其他国家使客怠慢、失礼。从对成寻一行之接待情况看, 宋朝政府对待日本等国使客非常热情和周到, 待遇亦比较优厚, 反映出宋朝发展与日本等国交往关系之积极态度。尽管如此, 宋朝在与日本等国交往中却不能持以平等态度, 而是继续沿袭唐朝之大国姿态, 待之以属国, 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与日本等国之深入交往。如熙宁六年成寻遣五位弟子回国时, 神宗皇帝便托他们带去给日本朝廷之御笔文书及金泥《法华经》、锦二十匹, 其中御笔文书中有“回赐日本国”之字样。徽宗时, 宋廷又给日本捎去牒文, 其中又有“尔东夷之长”①字样。结果日方对这种态度不愿接受, 迟迟难以作出答复, 由此影响到宋朝与日本等国关系之进一步发展。但此皆历史与时代之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