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行易名:宋朝官员谥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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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帝王、贵族、达官显宦等死后, 朝廷依其生前事迹给予一个盖棺定论性的称号即谥号, 与此相关的制度即为谥法。谥法始于西周, 终于清末, 长达两千多年, 期间只有秦朝废止不行。对谥法的研究在中国古代已成为一门“显学”, 古代学者们对此著述颇丰。其中最早、最有影响的是《逸周书·谥法解》 (亦称《周公谥法》) 。尽管后代学者对此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多有怀疑, 但此书提供了丰富的谥字及释义, 它使谥法制度化, 为历代编撰、续修谥法之本。汉代以来, 历代朝廷和学者都非常重视对谥法的研究, 代表性的专门著述有南朝沈约的《谥法》、唐朝王彦威的《续古今谥法》、宋朝苏洵的《谥法》、明朝王圻的《谥法通考》、清朝刘长华的《汉晋迄明谥汇考》等。


由于谥法能够反映丰富的政治文化信息, 对于古代人物的评价、历史文献的研究及历史特定时期政治舆论导向的探究都有重要的帮助, 所以当代学人对中国古代谥法的研究也很重视。汪受宽的《谥法研究》[1]是当代学术界一部系统研究古代谥法的专著, 对谥法、谥号进行了贯通性的专门研究。吴静源的《谥法探源》[2] (P79-95) 和彭裕商的《谥法探源》[3] (P3-12) 对谥法的起源进行了论述。林德春的《中国古代谥号和谥法的评述》[4] (P79-83) 和刘仕平的《谥法的起源、种类及研究谥法的意义》[5] (P23-27) 等则是对谥号的种类、作用和影响的研究。从学者们对历代谥法、谥号的研究成果看, 涉及唐以前及明清两朝的成果较多, 而有关宋朝谥法的研究成果极少。专门研究宋朝谥法的成果仅有杨果、赵治乐的《宋人谥号初探》[6] (P26-31) , 该文通过对宋朝大臣、宗室谥号的用字特点和得谥者的时段、区域分布进行统计和分析, 探讨了其所反映的宋代不同时期的政治取向之变化、不同区域之间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本文拟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宋朝官员的给谥资格、给谥程序、官员谥号的追改夺, 以及宋朝谥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入手, 进一步探析宋朝官员谥法的实行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政治社会信息。如有不妥, 敬请方家指正。


一、宋朝官员的给谥资格及程序

在古代中国, 最高统治者为笼络和鼓励官员为朝廷效命, 除了在官员生前给以俸禄、官爵外, 在其死后还要赠诔赐谥。官员的谥号, 是朝廷依据官员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官员的给谥原则为“大行受大名, 小行受小名”。古人重名位, 一个“大名” (美谥) 不仅使官员自己流芳百世, 亦可荣耀其子孙。相反, 若官员行迹不好, 死后得一恶谥, 会使其遗臭万年。所以统治者可借赐谥来“劝善惩恶”[7] (P1612) , 以激励活着的官员忠君尽职。总之, 谥法是古代王朝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之一。


中国古代王朝对于官员的给谥资格有着严格的限制, 以便达到“别尊卑”的效果。最初, 统治者把是否有爵位作为是否给谥的依据。《仪礼·士冠礼》中就强调“古者生无爵, 死无谥”[8] (P59) 。魏晋南北朝时, 社会混乱, 统治者为鼓励文臣武将为自己效命, 打破了有爵才有谥的传统, 对于有爵的王公贵族, 朝廷也要看其行迹决定赐谥与否, 而“功美”的文臣武将即使无爵者也可得谥。唐朝规定散官及职事官三品以上即可得谥。宋朝对于官员的得谥资格亦作出明确的规定:“惟正三品方得谥, 兼官三品不得之。”[9] (P29) 但实际上宋朝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即使非正三品以上的官员也有得谥者———这多是出于宋朝在某一时期的政治需要, 当然也有滥用权力干预赐谥的。


按照中国古代礼法的要求, 通常情况下, 官员的给谥程序要经过请谥、议谥、定谥和赐谥这几个环节, 最终朝廷要在死者下葬前赐予谥号。宋朝官员的给谥程序亦基本如此。


(一) 请谥

请谥, 就是官员的子孙、旧吏、同僚或其他有关人员在官员死后为其向朝廷正式提出赐给谥号的请求。宋朝规定只要“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薨”, 其家属子弟都应该向朝廷呈上死者的“行状”, 请求朝廷赐谥。行状, 即官员死后记录其品行及一生事迹的文字材料, 既可以供朝廷议定谥号时参考, 还要“付馆收入国史”[7] (P1612) , 作为史官为其立传的参考文献。请谥一般是在葬前进行的。收到死者的行状后, 先由考功郎官对其行状进行核查, 经过考功郎官审查后, 又称考功状, 转交太常礼院, 供礼官议谥时参考。


(二) 议谥

议谥, 是礼院根据官员的生前事迹、功过, 对照谥法, 讨论给予什么谥号。谥号关系着一个人身后的千古名声, 所以议谥是谥法的关键。


宋朝的议谥有一套严密的程序, 史籍记载:


按令文, 诸谥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 皆录行状申省, 考功勘校, 下太常礼院拟谥讫, 申省议定, 奏闻, 所以重名实, 示至公也。[10] (P1023)


《宋会要辑稿》也记载:


本家录行状上尚书省考功, 移太常礼院议定, 博士撰议, 考功审覆, 判都省集合省官参议, 具上中书门下, 宰臣判准, 始录奏闻。[7] (P1612)


综合上述资料可以发现, 宋朝的议谥是由太常礼院和尚书省来执行的。即根据考功审核后的死者行状, 先由太常礼院议拟谥号, 并由太常博士据议写出谥议, 再交考功审核, 然后再由尚书省集合各部主官参议, 再把讨论意见报中书门下, 由宰相裁定, 最后将意见奏报皇帝。太常博士写的谥议, 就是礼官评议谥主生平事迹, 依据谥法拟定谥号, 最后奏请钦定。宋人的谥议一般较冗长, 但富于文采 (1) 。


(三) 定谥

一般来讲, 历代朝廷的定谥之权最后都掌握在皇帝手中。经过礼官论议拟定的谥号都要上报皇帝进行裁决。宋朝谥法相对比较规范和公正, 虽然皇帝有着定谥的最终裁决权, 但有时也不能大权独揽, 也要照顾大臣们的意见。


北宋大臣夏竦于仁宗皇祐三年九月乙卯去世, 围绕他的谥号问题, 在宋仁宗和一些大臣之间就产生了不同意见。因夏竦曾在东宫教书, 为仁宗之师, 故其死后仁宗欲赐其美谥, 但一再遭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据史籍记载:


(皇祐三年九月) 乙卯, 武宁节度使、兼侍中夏竦卒, 赠太师、中书令, 赐谥文献。知制诰王洙当草制, 封还其目曰:“臣下不当与僖祖同谥。”遂改曰文正。同知礼院司马光言, 谥之美者极于文正, 竦何人, 乃得此谥?判考功刘敞言:“谥者, 有司之事也。竦奸邪, 而陛下谥之以正, 不应法, 且侵臣官。” (司马) 光疏再上, (刘) 敞疏三上, 诏为更谥曰文庄。[11] (P4108)


司马光反复上疏反对赐夏竦谥文正, 他认为皇帝要按谥法行事, 不可为夏竦一人而破坏谥法, 并且“ (夏) 竦奢侈无度, 聚敛无厌, 内则不能制义于闺门, 外则不能立效于边鄙, 言不副行, 貎不应心, 语其道德则贪滛矣, 语其正直则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闻, 非臣等所敢诬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谥之, 臣等戆愚, 不达大体, 不知复以何谥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10] (P1023) 正是由于司马光、刘敞等人的坚决反对, 仁宗才无奈尊重了礼院的谥议权, 并根据其谥议最终给夏竦赐谥为文庄。但是, 一旦皇帝或权相专制独裁时, 多数情况下则是大臣屈服于强权的淫威———在赐谥号方面也不例外。


(四) 赐谥

赐谥是谥法最后的礼仪程序, 皇帝以诏书的形式颁赐给谥主某一谥号, 并且派专使在吊唁时或丧葬仪式上宣读。


(五) 特恩赐谥

除了按上述程序聚官议定谥号外, 更有一种皇权对谥法的直接干预, 即特恩赐谥。史籍记载:


高宗绍兴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中书舍人陈兴义等言:“旧来百官谥不命词, 至政和、宣和以后, 有不经太常、考功议定、百官集议, 而特赐谥者, 始命词。近来乃一概命词, 乞改正。今后特恩赐谥命词给告外, 余给敕。”从之。[7] (P1614)


上文中特恩赐谥的对象, 主要是南宋初期抗金战争中临难不屈、死节昭著者, 并且官品不一定达到申请谥号的资格。这与南宋初期面对内忧外患, 朝廷特别需要鼓励各级官员效忠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这种皇帝特恩赐谥, 一方面突破了谥法有关资格、程序的限制, 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 体现了宋朝出于政治需要在谥法实施过程中的灵活变通;但另一方面, 也为一些人利用权力谋求美谥留下了可钻的空子———这一点将在后文中详论。


二、宋朝官员谥号的追、改、夺

从北宋中期开始围绕着改与不改以及怎么改革, 宋朝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新党、旧党, 随着最高统治者政治取向的变换, 新旧两党你方唱罢我登场。整个南宋时期, 朝中主战、主和派同样争斗不已。宋朝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受到这种党争的影响。由于政坛风云变幻, 朝廷的政治态度及倡导的价值取向亦会随之变化, 反映在谥法上, 就出现了追、改、夺谥号的情况。


(一) 追谥

追谥, 即由于某种原因, 朝廷给死去很久的官员赐予谥号。“自古作谥, 皆在葬前……既葬加谥, 出于唐时。”[12] (P2914) 宋朝对官员追谥的事例也很多。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 一些官员死后多年得以平反而获追谥。如寇凖历仕太宗、真宗两朝, 称得上北宋一代名相, 但晚年受刘太后、丁谓等打击, 最终被贬死在雷州。“凖殁后十一年, 复太子太傅, 赠中书令、莱国公, 后又赐谥曰忠愍。”[12] (P9534) 再如王安石死时正值哲宗祖母宣仁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她所任用的司马光等旧党老臣全盘废除王安石的新法, 故王安石死后第七年, 太皇太后死去, 宋哲宗亲政, 启用新党, 才追谥王安石为文, 并配享神宗庙庭。


效忠朝廷、守节而死的官员, 事后朝廷也予以追谥。特别是在两宋之交, 许多官员誓死守城或被金军俘获后坚贞不屈、守节至死, 南宋朝廷为表彰其忠义气节, 特予以追谥, 并形成了一次追谥的高潮。北宋末年吏部侍郎李若水随钦宗入金营被扣留, 金帅粘罕劝其降金, 极尽威逼利诱, 李若水坚贞不屈而死。史籍记载:


谓其仆谢宁曰:“我为国死, 职耳。奈并累若属何!”又骂不绝口。监军者挝破其唇, 噀血骂愈切, 至以刅裂颈断舌而死, 年三十五。宁得归具言其状, 高宗即位, 下诏曰:“若水忠义之节, 无与比伦, 达于朕闻, 为之涕泣, 特赠观文殿学士, 谥曰忠愍。”[12] (P9534)


像李若水这样在南宋初期被追赐谥号者还有不少, 限于篇幅, 不再列举。


但是, 在宋高宗乞和降金方针的指导下, 南宋初期最有名的一文一武两位抗金英雄李纲和岳飞的得谥却历经曲折。北宋末南宋初的抗金名臣李纲死时, 由于主和派当权竟然未能得谥。直到太上皇赵构死后, 宋孝宗禅位前的淳熙十六年正月已未才“谥李纲曰忠定”[12] (P691) 。宋人也注意到了李纲居然在死后五十年才获得与奸佞汪伯彦同样的谥号“忠定”。为李纲议谥的叶適十分感慨地说:


以避走乞和誉雠敌卑中国之人而议公之得失, 故其自许为谋详虑密, 而谓公为略而疎;自以为镇重能消弭, 而谓公为轻锐而喜事;其恬视君父之仇, 畏死持禄, 甘为世所贱侮, 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殉国为人望所属者, 谓为朋党要结以自营。故主和者非致寇, 而守京师者为失策矣。则公之负谤于时, 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 何足辨哉!


顾独有可恨者。夫是非毁誉之相蒙布, 必至于久而后论定, 是从古以然者也。公之歿五十载矣……[13] (P527-528)


南宋抗金英雄岳飞一心收复失地、尽忠报国, 却被一味苟安、投降卖国的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孝宗即位后, 励志光复中原, 才为岳飞平反, 追谥其为武穆。再如朱熹卒于庆元六年 (1200) , 当时受韩侂胄等人的打压, 直到嘉定元年 (1208) 韩侂胄被诛杀后才被追谥文, 这又是受政治斗争的影响死后多年才追谥的。


(二) 改谥

改谥即对已颁布的谥号加以更改。改谥亦由来已久, 改谥是谥法的一个重要内容, 改谥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当时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由于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或统治集团的人事变动, 朝廷会借改谥来引导官民的政治取向。


宋朝对官员改谥的事例也很多。有美谥改为恶谥的, 也有恶谥改为美谥的。宋朝大奸臣秦桧谥号的多次更改就完全体现了这两种情况。秦桧死于高宗绍兴二十五年, 死后封为康郡王, 并谥为忠献。后来南宋为鼓励臣民积极抗金, 将秦桧列为致岳飞冤死的罪魁祸首, 到宁宗开禧二年时, 秦桧被“追夺王爵, 改谥缪丑。”[12] (P13765) 但不久, 韩侂胄被诛, 议和派又掌大权, 嘉定元年, “史弥远奏复王爵、赠谥”[12] (P13765) 。即朝廷又恢复了秦桧的王爵和忠献的谥号。到宝祐二年二月甲辰, 宋理宗诏令太常礼院厘正秦桧的谥号, 定谥为“缪狠”[12] (P851) , 至此臭名昭著的秦桧终于名随实归。


有因谥号用字不准或名实不符而改谥的情况。例如北宋兵部侍郎司马朴死后谥为忠肃。但吏部员外郎张栻认为:“然太常所定美则美矣, 而危身奉上, 执心决断, 恐未足以暴白公之事。按《谥法》临患不忘国曰忠, 不汙不义曰洁, 请改曰忠洁。”[7] (P1616) 于是朝廷听取了张栻的意见, 下诏为司马朴改谥为忠洁。宁宗时, 左丞相京镗由于其晚年依附韩侂胄, “一变其素守, 于国事谩无所可否, 但奉行侂胄风旨而已……薨, 赠太保, 谥文忠。后以监察御史倪千里言, 改谥庄定”[12] (P12038) 。个别也有为避家讳而改谥的。例如端明殿学士蔡抗死后, 初谥为文简, “以犯祖讳, 更谥文肃”[12] (P12578) 。


(三) 夺谥

夺谥, 指朝廷剥夺已颁发给官员的谥号。夺谥是适应宋朝党争政治的需要在谥法实施过程中的创新之举, 北宋中期以后伴随着新党、旧党的轮番执政, 总是对反对派加于打击, 甚至已经死去的政治人物也不放过, 其打击措施之一便是剥夺其谥号。例如司马光就曾被夺谥, 史籍记载:


绍圣初, 御史周秩首论光谤诬先帝, 尽废其法。章惇、蔡卞请发冢斵棺, 帝不许, 乃令夺赠谥, 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巳, 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 又贬崖州司户参军。徽宗立, 复太子太保。蔡京擅政, 复降正议大夫, 京撰奸党碑, 令郡国皆刻石……靖康元年, 还赠谥。建炎中, 配享哲宗庙庭。[12] (P10769-10770)


同司马光一样, 文彦博和吕公著由于“元祐党禁”也曾被夺去谥号, 后来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 他们的谥号也被恢复。


宋朝官员谥号的追、改、夺, 或由于私人避讳, 或由于谋改美谥, 但像司马光等官员死后谥号的赐予、剥夺、恢复之反反复复, 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宋朝党派斗争的反复无常。在某种程度上, 宋朝一些政治风云人物谥号的追、改、夺几乎就是宋朝政坛党派斗争的晴雨表。


三、宋朝谥法施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宋朝谥法虽对给谥资格和程序有比较严格的规定, 但宋朝谥法在实施过程中的请谥、议谥、定谥的各个环节都仍存在不少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宋朝政府或做了适当的变通, 或进行了纠偏补漏, 但社会效果都十分有限。


(一) 不按礼制及时请谥, 或不请谥号

尽管宋朝礼官竭力维护葬前请谥及定谥的礼制, 朝廷也有“既葬请谥者, 不定谥”[12] (P2914) 的诏令, 但受唐末以来礼制混乱遗风的影响, 宋朝已经难于全部做到葬前请谥及定谥。如《长编》卷六三记载:


(景德三年八月) 乙酉, 诸王府侍讲孙奭转对……言:“周礼卿大夫之丧, 太史赐谥读诔, 皆于葬前祖奠之日。葬后定谥, 实自有唐, 衰乱之政。近者宰臣毕士安、枢密使王继英亦皆葬后议谥, 非典故也。请如周礼。”诏可。[11] (P1418-1419)


但此后仍有官员死去多年其子孙才为其请谥的。例如熙宁年间, 知丹州宋孟孙向朝廷为其外曾祖父扈蒙请谥, 而礼院认为其外曾祖父扈蒙已经死去八十多年了, “其人行实, 与今人士大夫问见不接, 难以考议”[7] (P1614) , 最终朝廷没有赐给扈蒙谥号。再如前文所论“追谥”和南宋初年对“死节昭著”者的特谥均属于死后追赐的谥号。


一般来说, 官员死后能够得谥是他及其家人的荣耀, 故官员死后, 其家人通常会主动向朝廷申请谥号。然而, 宋朝却有两种因素导致一些有资格请谥的官员死后, 其家人并不为其向朝廷申请谥号。其一, 由于请谥花费太多而不请谥。宋朝谥法, 沿用唐制。“然请谥之家, 例供尚书官酒食, 撰议官又当有所赠遗, 故或阙而不请。”[12] (P2914) 如仁宗天圣六年正月丁酉, 马军副都指挥使、武昌节度使彭睿卒, “法当得谥, 其家避都省集官之费, 而固辞之”[11] (P2461) 。景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权判尚书省宋绶建议:“本省集官覆谥, 而请谥之家皆自具饮馔。夫考行易名, 用申劝沮, 而饗其私馈, 颇非政体。请自今官给酒食。”[7] (P1613) 朝廷听取了宋绶的建议, 令官给酒食。从此, 请谥之家虽然不用再向撰议官等提供酒食, 但请谥之家在请谥过程中依旧花费很多, 因为若想得到美谥, 则需要贿赂撰议官及考功等。因此, 有的家庭由于经济不宽裕便不愿请谥。宋朝人宋敏求在《春明退朝录》中记载:


国朝以来, 博士为谥, 考功覆之, 皆得濡润。庆历八年, 有言博士以美谥加于人, 以利濡润, 有同纳赂。有诏不许收所遗, 于是旧臣子孙竞来请谥。既而礼院厌其烦, 遂奏厘革。嘉祐中李尚书维家复来请谥, 博士吕缙叔引诏以罢之[9] (P29) 。


可见, 在宋朝, 请谥之家馈赠撰议博士和考功“濡润”的积弊由来已久, 一旦朝廷“有诏不许收所遗”之后, 竟然出现了“旧臣子孙竞来请谥”, 以致礼院难于应付的局面。


其二, 担心得恶谥而不请谥。宋朝有的官员自忖难得美谥而遗言死后不要谥号。如北宋范质, 在后周时为司徒、萧国公。陈桥兵变后, 他与王溥等降宋“受命”, 并马上向赵匡胤献禅代之计, 进而保住了相位, 加侍中封鲁国公。范质临终时, 因自己身事二姓, “戒其子旻勿请谥, 勿刻墓碑”[12] (P8793) 。有的官员生前品行不好, 虽依其资历、官阶应该得谥, 但其子孙怕得恶谥蒙羞就不去请谥。天圣六年十月, 同知礼院王皞针对因担心得恶谥而不请谥的情况奏请:


近日臣僚薨卒, 虽官品合该拟谥, 其子弟自知父祖别无善状, 虑定谥之际斥其缪戾, 皆不请谥。窃以谥法, 自周公以来, 垂为不刋之典, 盖以彰善瘅恶, 激浊扬清, 使其身殁之后是非较然, 用为惩劝。今若任其迁避, 则为恶者肆志而不悛。欲乞今后凡有臣僚薨谢, 不必候本家请谥, 并令有司举行。如此, 则隐匿无行之人有所沮劝。[11] (P2464)


宋朝廷听取王皞的建议, 规定以后只要有“法当得谥”的大臣去世, “不必候本家请谥, 并令有司举行”。但该补充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 因为南宋高宗绍兴七年太常博士黄积厚再次提到了为逃避恶谥而不请谥的情况:“今或侥幸之徒偶饕身宠, 自顾生无片善, 死有百责, 则戒其子孙不复请谥。”[7] (P1615)


(二) 宋朝议谥、定谥过程中的问题

宋朝在为死去官员议定谥号的过程中, 存在着敷衍塞责、草草了事的现象。例如哲宗绍圣四年二月六日, 新提点河东路刑狱徐君平奏:


谥有美恶, 所以示劝沮也。方今赐群臣谥, 定于太常, 覆与考功, 集议于尚书省, 非不重矣。然集议官聚于庑下, 考功吏方约所覆状示之, 读未终篇趣书名而去, 至或漠然不知谁何, 虽欲建明而仓卒不暇矣。愿诏有司, 凡集议, 前三日以考功状遍示当议之 (官) , 先绎而后集于都堂询之, 庶有所见者得以自伸。[7] (P1614)


宋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 做出了提前三日将考功状遍示集议官员, 以便集议官员认真议定死者谥号的补充规定。


但权力往往突破制度的限制, 如前文所论皇帝特恩赐谥, 便是对议谥、定谥程序的合法破坏。最典型的事例是宋高宗对汪伯彦和李纲在赐谥方面的厚此薄彼。汪伯彦因有拥立之功, 即使其误国媚主, 面对金军的侵略, 一味怂恿宋高宗南逃, 宋高宗竟将其视为忠臣, 故汪伯彦死后即得“忠定”的美谥。而李纲从北宋末年起就力主抗金, 反对逃跑, 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并且身前官居丞相, 就因为他反对宋高宗南逃的做法, 不仅身前被贬降, 死后宋高宗竟然不赐给其谥号 (1) 。


(三) 虚美隐恶, 美谥泛滥

尽管古代谥法的原则是“谥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谥, 恶行有恶谥, 盖闻谥知行, 以为劝戒”[11] (P2464) , 但在宋朝谥法的实施过程中, 虚美隐恶、美谥泛滥却成为了无法治愈的痼疾。绍兴七年五月十一日, 太常博士黄积厚曾指出:


窃见今太常寺、礼部定谥, 据请谥之家所纳行状、墓志, 遂以名之。夫行状、墓志皆自亲旧之厚善者所作, 虚美隐恶, 人情不免。纵不虚美, 尚书隐恶, 有司信此以定谥, 果能得其实乎?又古者将葬请谥, 今或侥幸之徒偶饕身宠, 自顾生无片善, 死有百责, 则戒其子孙不复请谥, 故恶谥遂不行于今。恶谥不用, 则美谥人人得之, 亦不足贵矣。[7] (P1615)


除了上引黄积厚所说的导致宋朝官员谥号虚美隐恶、美谥泛滥的原因外, 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 儒家思想在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直处于统治地位, 而儒家强调为亲者讳、为尊者讳, 做子孙的要为祖父、父亲讳恶, 结果是“子孙与其门生故吏志在虚羙隐恶, 而有司据以加谥, 是废圣人之法”[12] (P2914) 。


专制权力在赐谥号方面的乱用, 为一些官员家属谋求美谥提供了可趁之机:“近请谥之家, 有官品合该定谥, 而辄经朝廷陈乞赐谥, 不议于太常, 不覆于考功, 独舍人命词行下, 是太常、考功二职皆废, 而美谥乃可以幸得。”[7] (P1616) 针对这种情况, 宋朝一些官员又建议:“乞自今定谥, 一遵前后条制指挥, 所有诏命, 乞令礼官、词臣考寻旧章, 详议当否。”[7] (P1616) 但即使又做出这样的防范规定, 仍阻止不了权势人物对美谥的谋取。史籍记载:


建宁留侯杨景宗卒, 赠武安节度使兼太尉, 谥庄定。景宗起徒中, 以外戚故至显官, 然性暴戾, 所至为人患, 使酒任气。知滑州尝殴通判王述仆地, 帝深戒毋饮酒, 景宗虽书其戒坐右, 顷之輙复醉。其奉赐亦随费无余。始宰相丁谓方盛, 筑第敦敎坊, 景宗为役卒, 负土第中, 后谓败, 帝以其第赐景宗, 居三十年乃终。[11] (P4248)


杨景宗这样一个酒囊饭袋加无赖之徒, “起徒中, 以外戚故至显官”, 为官无善政可言, 竟然死后得谥号庄定。


再如史籍记载:


(庆元二年) 十二月庚午, 韩诫赐谥曰忠定。诫, (韩) 侂胄之父, 神宗外孙也, 娶宪圣皇后女弟, 积官横行承宣使, 未尝更历事任。侂胄既贵, 欲为父作谥。黄唐时为考功郎官, 见宰相京镗言:“必不能奉承。”因求去, 乃迁除枢密院检详文字。改命馆职官一员暂权考功, 遂谥诫曰忠定。於是博士径除郎官, 又迁横榻, 而考功峻迁右史, 以致执政矣。比修《孝宗实录》, 又为诫作传甚美。及侂胄诛, 有诏削去附传, 又仆所谓教忠之碑, 而谥不夺也。[14] (P757)


总之, 宋朝美谥泛滥, 恶谥较少, 有权势者不仅生前作威作福, 死后也要美谥佳号。据汪受宽先生考证:“终宋之世518名臣谥, 只有秦桧、向宗回两人最终定为恶谥。”[1] (P33)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宋朝取得谥号的臣僚共计735名[6], 确实得恶谥者寥寥无几。


四、结语

尽管宋朝对官员的给谥资格和给谥程序有着严格的规定, 但伴随着激烈的党争, 宋朝政坛形势反复多变, 反映在官员谥法的执行过程中, 就出现了许多追、改、夺谥号的情况。宋朝官员谥号的追、改、夺几乎就是宋朝政治斗争的晴雨表, 从一个侧面直观地反映了宋朝政坛党派斗争的此起彼伏。


与北宋相比, 南宋给谥资格比较宽松。尤其是南宋初期, 为表彰在抗金斗争中守节尽忠的文臣武将, 在谥号的追赠方面普遍突破了对谥主官阶品位的限制, 因此一些因抗敌守节而死的低级官员也得到特谥, 而且许多北宋时去世的大臣在南宋时也得到了追谥。


古人设计和实行谥法, 本来是为了劝善惩恶, 但由于受儒家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传统文化的影响, 加上议谥过程中的人情因素, 导致宋朝美谥泛滥, 恶谥较少。尤其是皇帝、权臣滥用专制权力, 在赐谥方面也宠爱佞幸, 打击忠直之臣。这在宋高宗对汪伯彦和李纲赐谥问题上的厚此薄彼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宋高宗不仅对汪伯彦、秦桧赐予美谥, 而且对几个作恶多端的宦官也赐予了美谥, 偏偏不给一代名臣李纲赐谥。这充分说明了专制皇权在赐谥方面也可以善恶颠倒、为所欲为, 使得在古人心目中至神至圣的谥号沦为最高当权者手中的玩物, 甚至贬为一文不值的赝品, 从而使谥法“劝善惩恶”的作用大打折扣。